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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对等理论的简要介绍及其原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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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对等理论的简要介绍及其原则(下)
然而,我们应当指出,首先,翻译作为特定形式的文化活动,是以双语(原语和译语)的互动性转换为其表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仅仅局限于某种语言操作或语言活动。这种以语言为中介的双语互动或文化互动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语音、语词、语法、文体等变异现象,决非语言学理论所能涵盖的。所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必然为翻译研究带来空白,从而造成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偏向。翻译研究的基点应为语言的差异性,亦即双语的非等值性。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翻译中原语和译语之间并合现象(不同语言的共同之处)的认同表明,该研究偏离了翻译研究的本质问题;同时,它对原、译语这一现象及其对策的解释和选定则又使该理论由于强烈的功利性而成为教学研究或应用研究。对一个学科而言,舍弃基础理论研究而进行应用研究,其结论的偏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包括语言学翻译研究在内,世界范围内多数学派对翻译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等值或等效。这表明,翻译研究始终停留在对翻译方法(翻译模式)的探索和选定上。语言学翻译研究以其对翻译过程的描述而获得了科学性或客观性,因为“过程”与“现象”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指出,这种对“过程”的考察,其实质是对方法以及模式的操作程序的设定,和所有规范选择一样,它的研究结论带有浓重的经验色彩。
   其次,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认为,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对原语本文接受的结果——深层结构的表述最初是由核心结构(核心句)来实现的。而所谓核心结构则指对特定深层结构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形式。这类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核心结构在其完形的初始,已经导致意义的缺省。事实上,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对深层结构的把握是通过“统觉”来实现的。然后,翻译家直接在译语中找寻与这种“非语言”或“超语言”的结构相对应的译语表层结构。再后,根据原文的深层结构对译语表层结构进行语义修正,以完成译语本文的建构。所谓的语体风格在此应列为语义构成。而“非语言”或“超语言”的结构通常表现为意义指向(在应用性文本中)和心理意象(在艺术性文本中)。总之,翻译家的基本任务是通过译语语言对意义指向和心理意象进行表述和修正。因此,对于奈达所谓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说,尽管他在分析阶段和转移阶段表现出结构特性——层级性或步骤性,然而,这并未使翻译过程得到客观的、经验性的描述,同时也使得这种翻译模式即使作为教学型模式也失去了可操作性。同样,卡特福德的理论也缺乏得以实现翻译等值的可操作性。他的翻译模式的核心在于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认为,等值关系可以在由“层面”到“等级”的任何交叉点上建立。这表明:他的论述与其说是对翻译模式的设定,不如说是在比较语言学范式中探求原、译语双语对应的可能性,只是卡特福德在此将双语对应表述为等值而已。换句话说,卡特福德虽然在主观上力求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对翻译问题进行详尽的探讨,但是,实际上在探讨翻译的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偏离了翻译研究,而展开了原、译语双语的静态分析与比较。所以,卡特福德的翻译模式又可以界定为以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第二类文献为表征的第一类文献。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第一类文献以及建立在这种范式基础上的第二类文献,他们或以翻译研究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自身的途径和手段,或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照下对翻译过程作语言学的静态分析。特别是由后者设定的翻译模式,他们或由于其层级性或步骤性使得自身失去了应用价值(可操作性),或以对双语言静态比较分析为转移,最终偏离了翻译研究而归于对比语言学范畴。
   综上所述,17世纪以来,随着当时社会的文化转型,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唯理论的刺激和推动之下,新兴的语言理论受到青睐,西方译学的语言学范式亦随之渐露雏形。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对语言分析、语篇分析产生浓厚兴趣,对从前一些零散的争论也开始了系统的整体性思考,既关注文本的结构层次,又重视形式本身,从而破除了语文学式的“得意忘言”的陈规。语言学范式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努力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以语言分析代替直觉感受,克服了语文学派的主观主义,使翻译活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根茨勒把翻译的语言学派也称之为翻译的“科学派”。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以雅可布逊、奈达、卡特福德、威尔斯、纽马克、斯坦纳、弗斯、弗米尔、费道罗夫和巴尔胡达罗夫等为代表的翻译语言学派筚路蓝缕,为现代翻译研究奠定了学科和学理基础,翻译理论也开始走上了系统化、科学化、客观化的研究道路。然而,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认为翻译只能是一门语言学学科,翻译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语言学的任务,重要的是对比原作和译作语言单位意义上的相同,以达到内容上的等值;认为语言是透明的,翻译是一种纯语言的转换过程,所涉及的只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集中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和语言形式的转换,注意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以及语义的对等模式,迷信语言的共性;译者的任务只是按照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这样一来,整个翻译过程被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而起作用的只是语言的工具理性及其规律性。翻译理论由于长期受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语言是一个规范的、同一的和稳定的符号系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因此,语言被类比为数学符号系统,成了理性和规律性的象征。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给人们带来了理性思维,破除了原来语文学研究范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的研究方式,从主观性走向客观性使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语言学范式使译者过多依赖于语言的规律性,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排除言语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和规定性,从而突出了原文文本的中心性,追求同一性和一致性,最终堕入语言逻各斯中心。
   由此可见,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太拘泥于原文的信息层,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忽视文本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忽视更大范围的文化与这些因素对译文的生成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没有考虑语用维度、语用意义和文本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对这些方面的理论描述比较薄弱。其范式是封闭、静止的和自足的。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也由语言本身扩大到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生理等方面,后期的语言学翻译思想把原作、原作者、原文读者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所以也就更科学、更完整地描述了翻译过程,突破了微观语言学的文本模式,开始关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上述封闭的、静止的和自足的翻译研究范式被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所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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