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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纲要思考题 第四章 明清诗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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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观。
 
  (1)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提出“文必秦汉,文必盛唐”,严守古法,模拟形式,基本上是从复古到拟古。何景明的思想略有不同,主张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妨形迹,较为通脱。总体上说,前七子掀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对“台阁体”和“理气诗”一类的诗歌,有一定的冲击和批判作用,但由于其理论和创作上的局限,片面追求形式上的模拟,对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不良影响。
 
  (2)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他们在前七子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地宣扬复古、拟古的主张,给文学发展带来了更消极的影响。
 
  三十一、公安派的主要理论。
 
  (1)公安派是活动于明代万历中后期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中道。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以公安三袁为中心的文学流派为“公安派”。
 
  (2性灵说”。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性灵说作为晚明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露,指感情强烈,且发自本性,而不加掩饰;其二是俗,要求用当时的语言写当时的情事;其三是趣,既努力表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趣。
 
  (3)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拟古蹈袭。袁宏道认为“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与丘长孺》),诗文是世道人心的反映,古今诗文各有所长。
 
  (4)公安派的理论在后期有所变化,开始追求含蓄的诗文风格,其中袁中道还提出向唐诗学习,对前后七子也颇多肯定,只是路径略宽而已。
 
  三十二、王夫之的诗歌理论。
 
  (1诗以道情”。对诗歌性质的深刻认识。《姜斋诗话》卷二:长言咏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
 
  (2情景相性”和“现量”说。《姜斋诗话》卷二:情景名为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现量”本是佛家术语,指由感觉取得的直接知识。王夫之将它用于诗歌意象生成的理论,认为意象的生成靠得是瞬间艺术直觉,因景因情,自然灵妙”(《姜斋诗话》卷二)。
 
  (3以意为主”,反对“死法”。主张诗写性情,反对模拟。
 
  (4四情说”。认为诗歌的兴、观、群、怨同源于情,故称“四情”。兴、观、群、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王夫之从不同角度对“兴观群怨”进行了新的阐释,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三十三、叶燮《原诗》的诗歌理论。
 
  (1)本原论。叶燮首先提出“感触起兴”的原则,认为文学创作中的灵感,来自诗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观察和感兴。其次他向诗人提出“格物”的要求,要求诗人必须熟悉生活,反映现实。
 
  (2)正变论。叶燮所谓“正变论”,即文学发展论,着重讨论诗歌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因时递变”、今胜于古的观点。
 
  (3)创作论。创作论是叶燮《原诗》的理论核心。他认为创作必先端正态度。(他把“理”、“事”、“情”三者作为审美客体和反映对象,也就是创作的客观条件;而把“才”、“胆”、“识”、“力”作为创作的主观条件,四者之中,以“识”为先。认为客观的“理事情”必须通过主观的“才胆识力”来表现。在创作思维规律方面,第一次把“形象”与“思维”结合起来讨论,认为创作思维具有特殊的规律,不能自然主义地实写生活中的“理事情”,创作思维要以“情”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逻辑思维,而是彼此渗透,情理融合,要积极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着重于艺术境界的创造。
 
  (4)批评论。叶燮文学批评论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建立一般的批评原理及标准;其二是对历代作家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评价。
 
  (5)《原诗》的理论特色。其理论特色主要有三点:其一,《原诗》理论的严密系统性;其二,符合文学历史斗争实际的针对性批判性;其三,巧于运用艺术辩证法的灵活性。
 
  三十四、王士禛“神韵说”的理论内涵。
 
  (1)为了躲避文字狱并针对清初诗坛流弊,王渔洋在吸取唐宋理论家如司空图、严羽等多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神韵”为核心的诗歌理论。其说一经创立,即对清代中后期的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神韵说”在作家修养方面,强调性情与学问并举。王渔洋所谓“性情”就是作家的真情实感,这一方面是针砭时弊,另一方面也符合神韵内在的逻辑要求。王渔洋还要求诗人具备扎实的学问根底,多多掌握典故并熟练运用,可以达到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
 
  (3)在创作方面,追求味外味的美学旨趣。味外味是诗歌传达给读者的一种含蓄蕴藉、悠长持久的韵味或快感。创造诗歌味外味的途径有:其一,伫兴而就,要等待构思阶段的灵感状态的来临;其二,笔墨精练,诗歌创作只需将一些具有特征的“点“或细节点染出来,其余留给读者自由想象;其三,不著议论,要求诗歌语言具有形象性的特点,反对在诗中直接议论说理;其四,象外之象,诗歌的意象能蕴含多层意味,而且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并不明显表露出来,王渔洋在赋比兴三种意象构成方式中,尤其重视”赋“所构成的意象。
 
  (4)在艺术风格上,以冲淡清远为宗。作为一种风格,其意在以简易平淡的手法表现隽永超诣的情思,从而给人一唱三叹、韵味无穷之感。它来自于道家的素朴美和平淡美观念。
 
  (5)王渔洋的神韵说虽在诗歌艺术原理的许多方面都有可贵的探索,并建立了新的美学体系,但其所谓性情带有较多的消极避世成分,构思上过于看重灵感,风格上偏嗜冲淡等,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局限。
 
  三十五、沈德潜“格调说“的理论内涵。
 
  (1)沈德潜以“格调说”建构其理论体系。其体系包括“审宗旨”、“标风格”、“辨神韵”三个方面。
 
  (2)他认为神韵最基本的含义是“气韵生动”,不是一味追求冲淡闲远的意境,故他最向往雄大开阔的意境。沈德潜对神韵说的辨识对于清诗的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
 
  (3标风格”是沈德潜诗论的重要内容,他特别强调骨格、气调等诗歌内在的气度和意蕴,这就是其对格调的理解。
 
  (4审宗旨”主要是一种社会道德式的批评,它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占有首要地位,也最能显示其格调说的要义和正统儒家诗论的色彩。沈德潜强调诗歌关乎美刺和温柔敦厚,要求诗歌密切关注政治得失和风俗盛衰,在艺术风格上主张委婉不露。
 
  (5)沈德潜的格调说总体上表现出正统、保守的倾向。但他能肯定暴露社会黑暗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也体现了其诗论的人民性特点。
 
  三十六、翁方纲“肌理说”的主要内容。
 
  (1)翁方纲是从继承并修正王士祯的“神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的角度提出“肌理说”的。
 
  (2)肌理说是一个以学问为本、通法于变,而一概求诸古人的诗学体系。尽管他对诗法的论述有不少合理因素,但其所谓“学”实际上就是“经术”,这正是当时乾嘉实证学风的文学反响。
 
  (3)肌理说代表了多数朴学家的诗学观点,因而形成了一派“学人之诗”。
 
  三十七、袁枚“性灵说”的理论内涵。
 
  (1)“性灵说”是袁枚诗歌理论的核心,是他在《随园诗话》中提出的重要理论。
 
  (2性灵”一词的含义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本乎性情,袁枚所谓性情泛指人的各种情,但在人的各种情中,他更强调男女之情,似乎描写男女欢爱之情更适合于他的所谓性情,只要从诗人自身出发,写出个人真情实感,就是佳作。二是诗应注重灵机。所谓灵机,含义有二:其一,是指天分、灵思,即诗人感受和把握现实世界形象特征的禀赋和敏悟。其二,是指天籁,即兴到自成、作品中显现出来的灵气飞动、生机盎然的美学特征。在具体创作上要求“即景成趣”,天籁与人巧结合。
 
  (5)袁枚的性灵说体现了个性解放的要求,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的诗学思想,对明清浪漫主义创作风格提供了新的理论。
 
  三十八、姚鼐(或桐城派)的散文艺术理论。
 
  (1)桐城派是清代最正统的散文流派,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人时序相接,同为安徽桐城人,人称“桐城三祖”,其中姚鼐为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理论代表了桐城派的基本理论。
 
  (2)主张写作过程中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
 
  (3)重视文章构成中“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要素。
 
  (4)首创散文风格学上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姚鼐《复鲁絜非书》: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阳阴刚柔之发也。”姚鼐认为阳刚阴柔可以偏胜,但不可偏废,姚鼐本人更为推崇阳刚之美。
 
  三十九、浙西词派的主要理论。
 
  (1)浙西词派以龚翔麟选刻的《浙西六家词》而得名,其理论渊源于宋代的张炎和清代的曹溶,创始人为朱彝尊,编有《词综》一书,主要盛行于康、雍、乾、嘉四朝。
 
  (2)推尊词体,提高词体的文学地位。他们认为,词表面上写闺房儿女之言,实际上传达着风骚的旨意,强调词体的独立地位。
 
  (3)要求词意雅正,格律谨严,以谨严的格律形式来表现封建士大夫的思绪情趣。
 
  (4)宗法南宋,推崇姜夔、张炎的词风。
 
  (5)浙西词派在提高词体、推崇雅正词风方面有独特的贡献,对于廓清当时粗俗词风起到了规范和遏制作用,也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最终为为常州词派所取代。
 
  四十、常州词派的主要理论。
 
  (1)常州词派发轫于嘉庆初年,大畅于道光时期,影响直至近代而不息。张惠言为此派宗师,他与弟弟张琦编有《词选》,为常州词派的理论范本。
 
  (2)推尊词体,扩充词体的社会意义。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主张,强调词应表现具有重大社会政治历史内容的思想情感。
 
  (3)强调比兴寄托,注意探索词体的艺术特征与审美规律。张惠言谈比兴多依经立论,主张“意内言外”,将深刻的思想和情感寄寓在语言之外。周济则从词的审美规律方面提出“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见解。
 
  (4)以比兴寄托作为区分正变的重要标准,对唐宋词的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系统的清理,并为初学者指出问途词学的路径。张惠言以儒家诗教为指导,把词的发展分为唐、五代、北宋、南宋几个阶段,认为唐代是正,其后为变,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周济则在《宋四家词选》一书中为初学者指明学词路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
 
  (5)常州词派直接针对阳羡和浙西词派的流弊而起,这是时代和词体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以儒家诗教为指导,始终未能逾越封建道德规范。对比兴寄托的理解也时时流于教条,表现出常州词派以经说词的明显弊端。
 
  四十三、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说的主要内容(分析“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理论内涵)
 
  周济论比兴寄托则注意词体创作的审美规律,富有创造性地提出“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见解。首先,论述“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必要性,词作有寄托才有内容,无寄托是为了留下艺术空白,启发读者的接受思维;其次,以此对艺术思维的活动规律进行了探讨,所谓“非寄托不入”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感慨通过精心构思,而加以精确和自然的表达,所谓“专寄托不出”就是作者跳出所感的一事一物,把情境向纵深拓展,以丰富作品的思想内涵,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再次,周济指出艺术创作由“非寄托不入”的初级阶段到“专寄托不出”的高级阶段,要“以无厚入有间”的艺术表现能力,将思想感情升华并化为生动而又含蕴丰富的艺术境界,从而达到既有寄托又不见寄托痕迹的“浑化”境界。“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观点出自周济《宋四家词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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