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学习指南

本书是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共三册。上编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中编自隋唐至宋；下编自元至近代。所选录历代重要作家作品，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为标淮，同时注意作品题材的广泛性和风格的多样性。

上编主要包括了先秦部份、秦汉部份（一）、秦汉部份（二）、三国两晋南北朝部份这四个部分，收录了众多散文、辞赋、诗歌、小说等的作品。

中编主要包括了隋唐五代部份和宋金部份两个部分，收录了众多传奇、唐五代词、宋词、宋金诗、宋文、宋话本等。

下编主要包括了元代部份、明代部份、清代部份和近代部份四个部分，收录了众多诗歌、散文、戏曲、散曲、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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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是我国高校广泛采用的中国文学史权威教材之一，也被众多高校（包括科研机构）指定为“中国文学史”考研考博专业课参考书目。

为了帮助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考研参考书目为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考生复习专业课，我们根据教材和名校考研真题的命题规律精心编写了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辅导用书（均提供免费下载，送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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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1896-1988），原名世溱，后以字行，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1916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字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无不精善。

人物简介

朱东润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

朱东润先生自幼失怙，1907年受族人资助，考入南洋公学附小读书。因成绩优异、刻苦勤奋，1910年得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唐文治资助升入中学。此后却因家境贫困、资助中断而辍学。时值辛亥革命，朱东润先生的三哥因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而被清军杀害。三哥的就义，对朱东润先生触动很大，终其一生，他都抱爱国爱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之旨不移。1913年秋，朱东润先生入留英俭学会，赴英留学，次年进入伦敦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1916年初，朱东润先生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1917年秋朱东润先生应聘至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19年朱东润先生回到江南，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受闻一多先生委托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忍痛抛妻别子，愤然离开沦陷的家园，绕道东南亚，远赴大西南，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

1942年8月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7年夏，至无锡国学专科任教，后又任江南大学教授。1951年春任齐鲁大学教授，同年秋，改任沪江大学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朱东润先生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解放后，朱东润先生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他历经非人磨难，爱妻邹莲舫夫人也因受牵连而不堪凌辱含冤而亡，但朱东润先生却以一身傲骨面对邪恶实力的威压，始终不肯屈服。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5月，朱东润先生以8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念，以及刚直守正，以德立身，以天下为己任的节操，体现了他追求真理、注重科学的精神。 1981年朱东润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还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中华文史论丛》主编等职。

朱东润先生于1988年逝世，享年92岁。

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是该学科开创时期颇影响的奠基之作。他先后创作近10部传记，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伉俪情深

朱东润是中国著名的传记史家，他先后撰写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具有影响的传记作品。朱东润不仅通过他的作品描述了一位位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过这些人物故事展现出一段段历史 ，一个个时代的变迁，他被称为真正开拓中国现代传记文学领域的第一人。然而在朱东润为数不多、但部部精良的传记作品中，有一部作品却不是以历史名人为题，它就是<李方舟传>。《李方舟传》是中国传记史上少有的一部为中国普通家庭妇女著书立说的作品，甚至李方舟在历史上也并无其人，她的原型其实是朱东润结发49年的妻子邹莲舫。 1920年，23岁的南通中学英语教员朱东润在家庭的包办下与比他小4岁的邹莲舫成婚了。婚后他对邹莲舫恩爱有加，他们一共生下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家人生活其乐融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朱东润被调到了四川的大学里任教，抗战八年，朱东润便和邹莲舫分离了八年。八年里，邹莲舫一人操持全家事务，日本飞机的炸弹落下，她让全家人躲在房间的床下不准出门，而她自己却仗着胆子大忙前忙后、跑进跑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她就提前购进大量物资，困难时再拿出去以物换物。有人看她太辛苦，劝她把孩子分几个给四川的朱东润带养，她怕路上出事，没有听从。一直到抗战末期，她才让大女儿朱清淤拎了一桶她熬的蟹油去四川看望朱东润，她把自己的浓情蜜意都融进了这一桶蟹油里。

战乱期间人心难免不安，朱东润的朋友、学院的其他老师，因熬不住长期寂寞，纷纷跳出包办婚姻的牢笼，在四川另续琴弦，而朱东润对邹莲舫的感情却始终没有变化。八年间他经常和邹莲舫互通书信以寄相思。后来朱东润在《李方舟传》中用诗表述了当时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宝镜香残秋漏冷，戍楼天远报书迟。但愿他生重觌面，一生长得伺蛾眉。在当时中国的现实中，男性可以重新追求另一份幸福，而女性几乎没有可能，他认为既然一个人要追求幸福，另一个人也有追求幸福的自由，那何不大家拉起手来一块追求幸福呢？

1946年朱东润回到了邹莲舫的身边，一家人终于团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久，朱东润便被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一家三代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60年代初，朱东润参加慰问团去西北慰问建设职工，他不断写信给邹莲舫，让一生从未出过远门的邹莲舫分享他在大西北的新奇感受。他把他在西北看到的少数民族的服装都画了像，寄给邹莲舫看，不停地告诉她外面有些什么事情。

1965年秋，年近70岁的朱东润携同邹莲舫一起到南翔的古猗园游玩，庆祝古稀之寿，但朱东润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出行竟然成为他有生之年和邹莲舫的最后一次出行。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风暴迅速席卷了全国，复旦大学也不例外。朱东润首当其冲地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斗争马上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全部。学校的学生来了，让他跪在擦衣板上，拿日本人的大砍刀放在他的脖子上要他承认是牛鬼蛇神。性格倔强的老人决不肯低下他的头，而性格刚烈的妻子更是做出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事，一张出自邹莲舫之手的大字报出现在复旦大学满院批判朱东润的大字报中间。邹莲舫为朱东润鸣不平，为他叫屈，为他斗争。她在大字报里细数朱东润是怎样努力忘我地工作，根本不想自己的事情，他是好人，人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他……当时的邹莲舫看问题太天真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她的做法无疑是引火上身。邹莲舫在解放后曾经义务帮助政府开办缝纫学习班，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问题，之后又在复旦大学办过教工食堂，兢兢业业。但在“文革”中，她曾经的这些行为马上被定义为剥削，她立即成为了被批斗的重点对象。

个性坚强的邹莲舫在漫长的生活岁月里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1930年长子君达因病夭折她咬牙挺过了丧子之痛；1948年二女儿秀若因病去世她又坚持了过来；抗战八年她一人料理全家事务无所不能、无所畏惧，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朱东润对她始终如一的爱给了她巨大的鼓励和支持，让她知道有爱就有希望，但是这一次朱东润连自己都难以保全，邹莲舫开始感到绝望，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朱东润察觉后百般劝慰她，但是他自己每天必须到学校里去接受整整一天的批斗，没有办法照顾到邹莲舫，儿子白天要上班，孙辈们也已经下乡插队落户了。她一个人在家觉得孤独，又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又很害怕，于是她就选择了那样一条道路。1968年11月30日的下午，邹莲舫一个人在家里悬梁自尽。她留给朱东润的只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东润，我先行一步了，钱留在衣袋里。

晚上6点，72岁的朱东润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远远看见小儿子君迈在路上等他。君迈带着朱东润从邯郸路走到国清路，由四平路绕到国权路，最后回到国年路的宿舍里。君迈对朱东润说“要镇静”，朱东润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邹莲舫永远地走了，而这一年距离她和朱东润50年金婚只差一年。朱东润一下子就瘦得脱形了，喉咙也哑了，说不出话来。失去邹莲舫的打击整整纠缠了他5年，以后才稍微宽解一些。 邹莲舫的遗体被匆匆地火化了，因为她是自杀，骨灰都不允许被保留，而朱东润甚至连去火葬场看邹莲舫最后一眼的权利都没有。邹莲舫火化后第二天，里弄里就开了批斗会，批斗邹莲舫的剥削和畏罪自杀。对此朱东润在他的自传中描述道：50年的夫妻了，我曾因为远别而流泪，因为追忆而流泪，但是在她死后我没有眼泪了，因此我只是淡淡一笑。从那天开始，直到今天我经历过不少的艰辛，但是我始终没有眼泪。朱东润说他的生命春天永远没有了，再也不会有春天了。

妻子生前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眼前。她的纯真与勇敢，朴实与善良，是中国无数普通家庭妇女为爱为家默默奉献一生的高贵品格。于是孤独而倔强的朱东润不顾随时被抄家检查的危险，开始为亡妻立传。迫于形势，他采用托名的方式，《李方舟传》由此诞生。《李方舟传》的结尾并没有落在邹莲舫去世，而是停留在了1965年朱东润70寿辰和邹莲舫出游南翔古猗园，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出游。“ 忆昔与君初觌面，下车三揖都且妍。生则同室死同穴，有如皎日矢云天。自谓身世永相保，岂知一夕摧风烟。呜呼！此身虽在复何补，到老负君泪如泉。”朱东润用他的诗为《李方舟传》结了尾，也给他和邹莲舫的情感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的地方。

半个世纪的爱情依然没能抵挡得住政治风暴的侵袭，然而朱东润却在风暴中留下了一本不同寻常的传记。这本书记录了邹莲舫艰苦辛劳的一生，也寄托了朱东润对爱妻的无限追思。1979年元月，复旦大学为邹莲舫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哀乐声响起大家都哭了，只有朱东润还是肃然，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邹莲舫是听不到也看不见了。

学人轶事

“大跃进”时期，有一次中文系召开了“跃进大会”，目的是要大家再一次“鼓足干劲”，力求“多快好省”地搞工作。在学生、教师纷纷登台，决心要这个“提前”那个“提前”之后，大家把朱东润先生“促”上了讲台，要他表态。他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却如箭在弦上，不“跃进”一下便下不了台。踌躇再三，他终于在敦促的口口声声中开了口。看他那神情，真像要他下地狱似的。他说，原定5年完成的《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三部著作，已提前为4年。现在决心再提前一年，3年完成。不料，他这痛下决心的姿态依旧引起满堂哄笑。那时指出的指标，大家论月计天，一年尚嫌太长，何况3年！人们催逼着他再“鼓足劲”、再加快一点，他却再也不肯改口，只是无可奈何地叹道：“这已经非常紧张，再也不能提前了！” 3年很快就过去了。“跃进”热潮消退之后，人们也早已忘却当年的豪情。但朱东润先生却如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

他的<诗经>研究，以“国风不出于民间说”最为著名。其《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一文，大抵就《国风》所言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诸端，论证作诗者或自言，或言其关系之人，或言其所歌咏之人，而其所言皆统治阶级之事，故其诗亦为统治阶级之诗。其反驳“国风出于民间论”的理据主要有三点：

1、《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策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

2、即以持“民歌说”者所认定的“民歌”代表作《关雎》、《葛覃》论之，《关雎》之“君子”、“淑女”，非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非民间之乐器；《葛覃》“师氏”，非民间所能有。

3、后代之文化高于前代，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后世之民歌远不及矣？

他又以下两个证据为补充：

1、“《国语》所谓列士献诗，其义要当于统治阶级而已。”

2、据《毛诗序》，凡作者可考而得其主名者69篇，而其作者皆为统治阶级。又考三家诗说，亦得4篇。其论证最精彩的部分则是就《诗》之本文，由名物章句而确考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者凡80篇，从而使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说服力。

他的“国风不出于民间”最为著名《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在当时出版是受到很多人的冷落,能回避就回避了，几乎在当时没造成巨大影响 。

主要著作

《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上海 开明书店 民国36 [1947]

《左传选》朱东润选注，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陆游研究》中华书局 1961

《陆游选集》（宋）陆游著，朱东润选注，中华书局 1962，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中华文史论丛》朱东润、钱伯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2

《陆游传》上海古籍 1979，海南出版社 1993

《梅尧臣传》中华书局 1979

《梅尧臣诗选》（宋）梅尧臣著，朱东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中国历史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1980

《梅尧臣集年校注》（宋）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张居正大传》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 1983

《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通用大学语文》复旦大学 1985

《古文鉴赏辞典》吴功正主编，叶圣陶、朱东润撰稿，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7

《张居正传》海南出版社 1993

《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人物评价

朱东润先生的崇高品格使曾经与之有过接触、受到其教诲的人们永远难以忘怀。早在1913年，他就曾参与国民党机关报《公论报》（由吴稚晖、蔡元培等主持）的工作；1916年，他放弃了在英国的学业，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先生毅然抛下家庭，冒着遍地烽火远走万里，绕道香港、越南，奔赴大后方。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先生受到严重打击，但他始终不肯屈服，不肯“低头认罪”，甚至敢于同按他头的人扭打起来。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中，他的铮铮铁骨闻名于全复旦。朱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波澜，他始终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漫长的教育与学术生涯中，他的意愿始终是尽力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张扬努力奋发的民族精神。而无论遭遇怎样的厄运、面临怎样的艰难，他从不灰心丧志，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相信只要人们坚持奋斗，这个民族总会获得光明的前途。